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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路军向国民政府领饷记

网站编辑:时间:2014-5-21 10:37:01作者:来源:搜狐社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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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0年4月,抗日战争进入第四个年头,在山西武乡县王家峪八路军前线总指挥部,朱德总司令和彭德怀副总司令终于收到了国民党政府愿意补发拖欠八路军半年的军饷的电报。他们脸上浮现出胜利的微笑。
  
1937年7月卢沟桥事变后,国共两党建成了共同抗日的统一战线,红军奉命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后称第十八集团军),国民党政府对八路军一一五师、一二O师、一二九师按4.5万人计算,每月发给军饷63万元。其中经常生活费30万元,战务费20万元,补助5万元,医疗补助费1万元,米津贴补助费及兵站补助费7万元。以后几年虽有小小的调整,但总数却没有超过70万元。
  
那时物价飞涨,如一套军装1939年费用为2元,1940年涨到5元。同时,由于全民抗战的开展,全国人民踊跃参军参战,八路军人数剧增,1939年达到20万,1940年达到40多万,但国民党不但不增发相应的军饷,就连4.5万人的标准也千方百计进行克扣或拖欠不发。1939年冬和1940年春,国民党发动了第一次反共高潮,除派胡宗南部向延安进犯外,还以阎锡山、朱怀冰等部进攻太行山根据地及八路军总部所在地。对国民党的挑衅,八路军进行了必要的还击,消灭了他们的几个师,打退了他们的反共高潮。对此,国民党老羞成怒,找借口停发了八路军1939年10月至1940年3月的军饷。为此,朱德总司令向行政院军政部长何应钦发出质问电,质问他这样做的用意何在?是想使饥寒交迫的八路军冻死饿死吗?或者另有什么深谋密计?与此同时,《新华日报》也就此发表评论员文章,指出:“八路军、新四军四年来深入敌后,坚持苦撑,作战达一万数千次,牵制了百分之四十至五十的敌人,夺回了广大失地,消灭敌伪盈千累万。然而八路军、新四军虽为抗战最力,建功最大,但其所受待遇则是全国军队最菲薄的。”这些,都使全国人民更加认清了国民党、蒋介石限共、反共,破坏抗日、破坏团结的嘴脸。
  
经过我党我军有理、有利、有节的斗争,同时迫于全国舆论的压力,国民党终于同意了补发所欠八路军的军饷。
  
根据达成的协议,国民党发给八路军的军饷,都是由八路军驻西安办事处向军需局领取。这些钱对几十万八路军来说,尽管是杯水车薪,但半年下来毕竟是个不小的数目。怎样把这笔巨款通过层层封锁线,从西安安全地运到总部来,是一项非常艰巨的任务。为此,朱德总司令、彭德怀副总司令与左权参谋长和后勤部部长兼政委杨立三研究后,确定派后勤部供给部副部长周文龙(解放后曾任华北军区后勤部部长、国家石油工业部副部长、总后勤部顾问)去西安领这笔军饷。当时正好朱总司令要经西安去重庆谈判,周文龙可以同朱老总一起前往。
  
周文龙是老红军,他办事认真、机警,上个月才由抗大校务部长调到八路军后勤部供给部任副部长。杨立三陪周文龙一起来到左权参谋长办公室,左权笑着点点头说:“文龙同志,你刚来供给部,就派你出这趟远差。去时可以同总司令一路同行,关键是回来的时候,携带巨额款项,又要通过国民党军队的占领区和日本军队的封锁线,困难很多,要把可能发生的问题和困难充分考虑到前头,切不可掉以轻心!”最后,左权又说:“为了工作方便,总司令带去的电台可以留下来为你们工作,随同总司令的警卫武装,你也可以带回来,作为护送你们的监护连,希望你们严守秘密,提高警惕。”
  
从左权办公室出来,他们又到后院去见彭德怀。彭总说:“这个任务很重要,也很艰巨。这些钱来之不易,关系到几十万人的吃饭穿衣问题。此行真可谓任重道远,一定要多做几手准备,确保路上安全,我等着你们的好消息。”
  
最后,杨立三又把周文龙请到自己的办公室,交代他捎带办两件事。一是供给部现有5万元的破旧币,要他带到西安,兑换成新币,派一名出纳员具体办理。二是在去年底国民党发动的反共高潮中,八路军设在晋城、阳城、高平一带的兵站被顽军打掉了,人员物资都受到很大损失,有些人被抓去关了起来;现在只剩下河南的渑池兵站和晋南的垣曲兵站办事处,这两处虽然还存在,但却被顽军围困着,岌岌可危。要他设法将被抓人员和这两个被围的兵站解救出来。将人员和重要物资尽量带回来。
  
这里需要说明的是,杨立三作为八路军总部的后勤部长兼政委,同时还兼着兵站部的部长兼政委。当时从延安到华北抗日前线的兵站线有三条:北线从绥德、米脂、吴堡到山西柳林、离石,主要连接晋西北的一二O师部队。东线从延川县延水关过黄河到山西的永和、大宁等,主要连接一一五师和晋察冀军区的部队。南线从延安南下经西安东去,过潼关到河南渑池,然后渡黄河北上到山西的垣曲、阳城、晋城、高平至晋东南,主要连接一二九师及驻在这里的八路军总部。这次去西安,走的就是这条线。这条线虽然被顽军破坏,但同行的朱德总司令这时已经有了国民革命军第二战区副司令长官的头衔(司令长官为阎锡山),借着这个关系,沿途的顽军不会太猖狂的,解救兵站人员也是有希望的。
  

  
1940年4月20日上午,阳光灿烂。在朱德的带领下,一行四百余人从王家峪出发了。前面是150名老兵组成的警卫连;朱德、康克清,随行参谋、秘书及电台工作人员走在中间;周文龙带领供给部的人员走在后面,有科长、出纳和从兵站部调来的两个运输连,还有10匹膘肥体壮的高头大骡子,是专作驮运军饷用的。
  
周文龙跟着朱老总夜宿晓行,一路向南行进,先后经过黎城县、平顺县、壶关,来到了国民党军队占领的陵川县。这里驻的是第二十七军。二十七军是受第一战区司令长官卫立煌节制的,军长范汉杰已接到卫立煌的电令,对朱德一行进行了热情的接待。
  
这天晚上,周文龙得到一个情报:去年12月我高平兵站遭顽军袭击后,有50多名官兵被抓起来,就关在二十七军军部,他们受尽了凌辱和苦役,有的还硬被逼着给顽军当了兵。这个情况就是被迫当兵的一个哨兵提供的。
  
周文龙想起杨立三部长临出发前的交代,当即向朱总司令作了报告。朱德说:“明天我就正式向他们提出这件事。”
  
第二天,朱德对前来探望的范汉杰说:“范军长,在去年底的**高潮中,据悉贵部对我高平兵站进行了袭击,至今,被抓的50多名官兵仍关押在你部,遭受着非人的折磨。请问范军长,是否真有其事?”
  
范汉杰一惊,尴尬地笑着说:“我没听说过这件事。即使有,也是下面的人干的,他们没敢向我禀报过。这简直是乱弹琴!我马上就去查查,若确有其事,我一定严加惩办。”
  
很快,50多名被抓的兵站官兵被释放了,他们见到自己人,一个个失声痛哭。朱德指示周文龙:这部分人编入供给部的队伍,一同随军南下。
  
又经过几天的行军,他们来到了阳城县的白洋泉河畔,这里紧挨着日伪军的白晋公路封锁线,为了避开敌人,他们连夜越过封锁线来到黄河岸边的白坡渡口。坐镇洛阳的卫立煌特派他的参谋长兼第九军军长郭寄峤带着军乐队和大小汽车多辆,来河边迎接朱德一行。有了汽车,行军速度大大加快。5月7日下午,朱德、周文龙等来到洛阳,受到卫立煌的热情接待。卫立煌1938年曾到过延安,受到过毛泽东主席的接见,他对八路军的抗战精神十分敬佩,对朱德一行表现出了十分友好的态度。他向康克清赠送了一支精制的德国制小手枪和自来水笔;还找来裁缝,为朱德、康克清、周文龙等几个干部赶制了一套优质斜纹布的灰军装。朱德也把缴获的一匹日本大洋马、一把日本军官的指挥刀和一件日式黄呢子大衣回赠给了卫立煌。
  
在洛阳的几天中,卫立煌安排朱德接见了许多军官和有关政界要人。因为这里是河南省政府和省党部所在地,卫立煌又兼着省政府主席,每天活动很多,朱德便利用这个机会积极宣传中国共产党的抗日主张和八路军抗战以来所取得的辉煌战果,产生了良好的影响。
  
周文龙利用这个时机,派人打听此地有无被抓关的我兵站指战员。几天后他们终于打探到:在去年12月,国民党第十四军陈铁等部,打掉了我陵川县和垣曲同关镇的两个兵站,抢走了大批财物,抓走各级干部46人,将这些人全部交给了第一战区长官部。但卫立煌并没有将这些八路军干部押送集中营,而是临时关在长官部的特务营。他留了个心眼,怕以后对八路军不好交代,所以对这些“俘虏”的待遇还算不错。
  
弄清情况后,朱德正式向卫立煌提出要人。卫立煌满口答应说:“即使你不提,我也准备把这些人全部归还贵部的,这完全是一场误会,还请朱副长官多多包涵!”
  
5月17日,朱德、周文龙离开洛阳去西安,卫立煌率党政军要员亲自到洛阳火车站送行,并派他的副长官陪送到西安。火车行至灵宝车站,前面就要进入陕西的潼关了,却突然停了下来。
  
“怎么回事呢?”朱德着急地发问。
  
随行的副长官打听后告诉说:从灵宝到潼关的火车,因经常遭日军炮火的袭击,造成很大损失,现在停驶了。
  
经过与驻灵宝的国民党第十五军军长刘茂恩联系,他们为朱总司令准备了几匹马,并答应派一个骑兵连,护送朱德沿山路去潼关。周文龙因为带着5万元旧币,怕路上行走不方便,火车站便给他提供了一辆压路车,载他们去潼关。压路车是铁路上巡路用的一种小车,四个轱辘,靠手摇作为动力。周文龙和管理科长宋正古、出纳员吴福兴及几名警卫人员轮流替换着摇动手柄,警惕地躲过驻扎在不远处的日本军队的眼睛,疾速地向前驶去。由于心情紧张,加上要用力摇车,每个人的衣服几乎都被汗水湿透了。经过几个小时的紧张努力,他们终于抵达潼关车站;又过了一会儿,朱德等一行骑马的人也都赶到了。朱德握着周文龙汗涔涔的手说:“没发生问题就好,这一路我的心一直悬在空里,现在可以放回肚子里了。”
  
这里,已经没有日本人的威胁,他们乘上火车,风驰电掣地向西驶去,于当天黄昏时分,安全抵达西安。
  

  
周文龙到达西安后,住在八路军设在西安市内七贤庄的办事处。这是七七事变后八路军在国统区建立的第一个公开的办事机构,是全国各地与延安联系的一个主要联络点,在输送大批进步学生去延安、转送干部进出陕北、为八路军筹措物资采购军用品方面发挥了极大的作用。
  
七贤庄分前后几个院,前三院为接待室、办公室、客房,周恩来、叶剑英、董必武、林伯渠等都在此居住过。位于四号院的是后勤采购机构,有会计、采办、粮秣、运输等科室,军委后勤部部长叶季壮直接领导这项工作。周文龙被安排和叶季壮部长住在一起,会计科长喻杰把自己的办公室腾出来供周文龙临时使用。
  
办事处的主任伍云甫告诉周文龙,国民党为了监视共产党,在西安布置了大批特务,据说仅职业特务就达5000多人。国民党西安行营主任、陕西省政府主席蒋鼎文等人不仅在八路军办事处周围安了“眼睛”,而且在西安去延安的路上也设置了层层关卡。所以一定要提高警惕,处处小心。
  
为了把领饷工作做好,周文龙与叶季壮、伍云甫及办事处其他同志反复研究,商讨对策,如怎样进行交涉,办理领款手续?除领回应发的军饷外,如何追回去年被扣发的款项?由于货币贬值,如何要求增加物价补助?为了便于运输,要适当增加大面额的钱币,等等,都进行了研究。
  
正在这时,想不到的一件事提前发生了——这天上午,出纳员吴福兴把从前方带来的几万元旧币,拿到有关银行去兑换,办事处派了一位同志和他作伴同行,后因这位同志有事,吴福兴便雇了一辆人力车独自去了银行。按说,中午以前完全可以回来,但直到天黑了,还不见吴福兴的影子。周文龙非常着急,办事处的同志当即打电话,询问了西安的几家银行,得到的回答是:未见此人。大家经过分析认为,吴福兴是一位忠诚的共产党员,工作一贯兢兢业业,认真细致,绝不会携款逃走,最大可能是他被特务机关绑架了。
  
这天晚上,周文龙等人几乎通宵未眠,一直守在电话机旁,但仍未得到线索。第二天,办事处人员通过各种关系,向西安市宪警机关查问,仍旧音讯皆无。
  
夜深了,心绪烦乱的周文龙坐卧不宁,难以入睡。忽然,一阵轻轻的敲门声响起,他开门一看,办事处的一位同志拿着一个皱巴巴的纸条对他说:“周部长,外面来了一个国民党兵,这纸条是他送来的。”
  
周文龙接过纸条一看,上面写着:“我被绑架,押在南门外某地,望速援救。”署名是吴福兴。
  
周文龙当即找来送信人进行询问,送信人说,他是西安警备司令部的新兵,是刚从四川被抓壮丁抓来的。那个被抓的八路军被关在南门外一所民房改建的监牢里。今晚他们两个站岗的新兵和那位八路军认了四川老乡。现在留一个人站岗,一个人悄悄跑出来送信。
  
周文龙对送信人表示了感谢,送了两块银元,招待他吃了一顿夜餐,叮嘱他一定要保护好被押人的安全。
  
送走送信人后,周文龙当即将情况向办事处伍云甫主任作了汇报。伍主任连夜打电话到西安警备司令部,对他们破坏统一战线、无理扣押我军需官员的行为,提出了严厉质问和抗议,要他们立即释放人。
  
第二天一早,办事处派了两人去警备司令部要人。对方理屈词尽,只说“这是一场误会”,答应一定把人送还。下午,警备司令部派专人雇了一辆人力车,把吴福兴送回了八路军办事处。
  
回来后,吴福兴向周文龙汇报了被绑架的经过:那天他先到西安南门外的中央银行去兑换旧币。他把一捆捆旧币递进去,对方一沓沓清点着。叫他在外边等候。一直等了两个小时,突然出来一个人,把他叫进后边的一个小屋里,冷冷地问:
  
“你这些钱是从哪里弄来的?”
  
吴福兴答:“是八路军在前线打了胜仗,群众捐的慰劳款。”
  
“你是怎么来西安的?”
  
“随第二战区朱德副司令长官一起来的。”
  
“兑换这些钱准备什么用呢?”
  
“购买一些药品,供前线将士急用。”
  
对方见问不出破绽,突然把脸一沉说:
  
“你带来的票子全是假的。必须严加惩办!”
  
吴福兴刚要申辩,从门外进来两个穿警服的人,不容分说,将他押走,钱款全部被没收。
  
吴福兴被绑架后,关在一个有60多人的大牢房里。他通过给哨兵做工作,机智地送出了信息,终于又回到了同志们中间。没收的款也被追要了回来。
  
吃一堑,长一智。以后外出办事,他们都是两人以上同行。第二天,吴福兴又去几家银行兑换旧币,均未遇到任何麻烦。
  
5月23日,朱德从下榻的西安行署来电话,让周文龙去一趟。到那里后,周文龙汇报了吴福兴被绑架的情况,朱老总说:“西安国民党的特务组织十分猖獗,驻在这里的胡宗南是搞摩擦的老手,你们一定要提高警惕。”
  
接着,朱德总司令告诉周文龙,他原定的去重庆谈判的任务,由从苏联养病回来的周恩来副主席去完成。他要返回延安去开会。临走之前有几件事要交代一下:“第一,要想尽一切办法把应领的军饷如数领到手,防止对方耍花招以种种借口拖延和拒付。第二,领到的军饷要平安运回前方总部。这方面困难很多,路途遥远,腰缠万贯,又要途经日寇的封锁线和国民党的防区,要开动脑筋,把各种可能发生的问题想在前头,以防不测。第三,我们来的路上,收容了一批干部,他们都是抗战的骨干,要想方设法把他们带回家去。我明天就要走了,你一定要记住,不管遇到什么事情,一定要冷静、沉着,祝你们胜利!”
  
按朱老总的指示,在西安办事处的协助下,周文龙再次对领军饷的每一个步骤、措施,都进行了反复研究和部署,使这项工作再也没有出现漏洞和挫折。到6月29日,他把该领的全部军饷已经领齐,共计257.795万元。加上以旧币兑换新币5.1万元,两项合计共263万元。堆起来像一座小山。
  

  
7月2日,周文龙一行离开西安回返。西安办事处派汽车载着人员和军饷,护送他们到洛阳。按说,他们应该从灵宝和洛阳中间的渑池县往回返的,但因为他们必须先到洛阳第一战区长官部去办通行护照,所以只好走过头路。
  
第一战区司令长官卫立煌,答应给办,因为朱德总司令有交代。但具体承办时耽误了几天,周文龙急得天天去催。这段时间日本飞机常来轰炸,为避免军款受损失,每天天不亮,他们就用麻袋装着军款驮到十多里外的乡下进行防空隐蔽,天黑后再驮回来,天天如此。
  
几天后,周文龙终于拿到了办好的护照,上面是这样写的:
  
兹有十八集团军上校军需官周文龙,携带军饷若干,人员马匹若干,返回十八集团军总部。望沿途军宪警卡查明放行,以防滋扰。
  
落款处盖有长官部大印和卫立煌的图章。
  
拿到护照的当天,周文龙便携款乘火车西返,来到八路军的渑池兵站。渑池兵站与黄河北岸的垣曲兵站办事处去年第一次**高潮以来,一直被国民党第十五军六十五师所困,已与外界断绝来往半年多。周文龙来到渑池兵站后,才真正为他们解了围。大家激动得相拥而泣。
  
渑池兵站存放着大批军装和其他物资,他们趁夜就地坚壁,短短三天,全部处理妥当。然后带着兵站的百余人向黄河边赶去。守黄河渡口的是国民党的第十五军六十四师,是受卫立煌管辖的。为了保险起见,周文龙包了一条大船,人、物安全地到达黄河北岸的山西垣曲县关上村的垣曲兵站办事处。
  
被围困半年多的办事处主任姚一廷、政委曾仁文,像见到亲人一样高兴。被困在这里的除兵站办事处科室人员、警卫部队、骡马运输大队外,还有军委派去八路军总部的电台工作人员30多人,印度援华医疗队30余人,中共中条山特委书记李哲人带领的10多名干部,以及解救出来的特委的一个警卫连。现在全部人员加起来达近千人。
  
周文龙发电报将情况向彭德怀、左权、杨立三等领导作了汇报。总部发电指示:所有人员编为北上支队,周文龙任支队长,李哲人任政委,邹毕兆任参谋长,曾仁文任政治部主任。部队必须轻装,除电器材料、医药器械、兵工机器外,其他一概坚壁。部队迅速北返。
  
经过几个昼夜的忙碌,处理完各种物资后,7月12日,北上支队在周文龙等人的率领下开始行动。
  
一天,部队来到了济源县境。从这里往东北从原路返回,已相当困难,因为日寇已在那些交通要道增布了兵力。若向北则必须经过国民党顽军第九十七军朱怀冰等部的防地,而朱怀冰在第一次反共高潮中已与共产党结下深仇大恨。究竟怎么办,周文龙发报向总部请示。彭德怀复电:可派人与朱怀冰交涉,若他答应掩护我们安全过路而不遭袭击,我们可将上次俘他们的人员及武器归还。
  
交涉的结果,朱怀冰只答应北上支队通过他的防区可确保安全,至于通过日军的防线,他不能做保。周文龙等经过分析认为:朱怀冰素与日本人有勾结,与八路军又有不解之仇。他很可能暗地把情报透露给日本人,借日本人之刀杀我们。总部也意识到,此举潜藏危机,随即要他们停止与朱怀冰的交涉,必要时把部队带回西安,再经延安返回晋东南。但这样要绕一个很大的圈子,会有更多的困难。正当大家犹豫不决时,总部再次来电称,经反复斟酌,令北上支队向济源西转移,经阳城、沁水、东峪,奔向我太岳军区回总部。
  
周文龙当即进行布置。为了麻痹敌人,他继续派人与朱怀冰谈判;同时派出一个便衣侦察队,开始向西北方向侦察。当夜12点,大队人马乘夜深人静,悄悄出发,向西北方向转移,进入一条黑森森的大深山。
  
第三天,部队进入山西阳城县境,由于部队行动隐蔽,他们已安全地通过了日本人防守的周林镇封锁线。前面就要进入沁水县,国民党第九十三军军长刘戡的军部就驻在沁水县张店。为了防止顽军互相勾连,周文龙令割断了沿途的军用电线。又抓了九十三军的两名便衣作向导,率部直奔九十三军军部,凭卫立煌的通行证,在此宿营一夜。
  
当夜,周文龙收到彭德怀发来的电报,称:总部已令太岳军区司令员黄新亭率步兵、骑兵各一团,前往沁水县境内接应。大家受到极大鼓舞。
  
第二天,部队继续北进。下午,在大家的热切期盼中,黄新亭司令员率骑兵团先头部队赶到,与行进中的北上支队相会。大家相见,激动异常。多少天来悬着的一颗心才放了下来。
  
大家一路唱歌,一路行军,当晚来到了太岳军区驻地。黄司令员安排大家在此休整了三天。第三天夜里,军区派4个团护送北上支队,顺利地通过了敌人的白晋公路封锁线,进入太行山根据地腹地。
  
7月20日,周文龙率北上支队终于回到了八路军前方总部。彭德怀、左权、杨立三和他们紧紧握手。彭德怀说:“这一趟出去了整整三个月,你们辛苦了,你们为总部办了一件大事。大家感谢你们!”
  
领完这次军饷后,国民政府又凑凑合合地向八路军发了四个月的饷。到1940年10月,随着第二次反共高潮的掀起,国民党一手把持的国民政府当局则完全停止了对八路军、新四军的一切供应。八路军的抗战进入了更加艰苦的阶段。
1 7 1 2014-05-21 10:36:24.000 2014-05-21 10:36:24.000 admin http://wenku.baidu.com/view/9f441cc708a1284ac8504391.html NULL34 1 5b953e01-3987-4607-bca9-c5e67af10bb8 抗日战争期间鲜为人知的延安日本战俘学校 抗日战争期间,在陕甘宁边区首府延安,设有一所日本工农学校。这是一所特殊的学校,学员是日军战俘和投诚的日军士兵。那么,党中央为什么要成立一所这样的学校?这些学员在延安的生活怎样?他们后来的命运又如何呢?

日本共产党领袖,当了日本工农学校的校长

1937年平型关战役之后,我军战场上俘虏的日军官兵越来越多。冀中军区自1938年起3年中俘获日军60多名;八路军在1940年至1941年的百团大战中,俘获日军281人;八路军一二○师在1942年的田家会战斗中,俘获日军100多人。在八年抗战中,八路军和新四军共俘虏日军官兵7118人,其中八路军俘获日军5096人,新四军俘获日军2022人。

1937年10月25日,八路军总司令朱德、副总司令彭德怀发布了处理俘虏的六条命令:一、不杀敌军俘虏,优待俘虏;二、不取俘虏财物,惟军用品应没收之;三、医治敌军伤兵;四、在可能条件下,将俘虏放回,并给路费;五、愿在我部队服务者,给予适当工作;六、不干涉俘虏的宗教信仰。这六项命令指明了抗日战争时期党的俘虏政策的基本精神。之后,中央军委发出《中央军委关于俘虏敌伪纪律的指示》,中央书记处发出《中央关于瓦解敌军工作的指示》、八路军总政治部发出《政治部关于对日俘虏工作的指示》,使我党我军的对俘政策不断完善和发展。

在党的俘虏政策的指导下,八路军、新四军在前线进行了大量的对敌政治宣传工作,日军俘虏逐渐增多,到1941年5月已达1800多名。这些战俘除一部分释放或转交国民党统战部外,大部分仍留在八路军中。他们虽然来到八路军中,但在日本军国主义的长期毒害下,思想仍然十分顽固、反动,仍然继续站在与中国人民为敌的立场上,亟待加以教育改造。但因日俘大部分分散在八路军前线各部队中,缺乏一个比较安定的改造环境。八路军敌工干部相对不足,工作比较繁重,力不从心。同时,八路军中还有许多业已改造的日本士兵,他们绝大部分参加了在华日人的反战组织。这些日本士兵,虽然已经得到初步的改造,但从总体上看,他们的政治思想、理论水平都不是很高,不适应反战工作的需要。他们曾多次向八路军方面提出要求,希望有一个重新学习的机会。

就在我军不断俘虏日军官兵的时候,一位名叫野坂参三的日本共产党人来到了延安。野坂参三是日本共产党的创建者和领袖之一,由于在国内领导反战运动,曾多次被捕。出狱后,野坂参三被任命为日共驻共产国际代表。1940年3月,野坂参三放弃了在共产国际的优越生活,从莫斯科来到延安。在延安,野坂参三化名为“林哲”,并且将自己的日本名字改为“冈野进”,直到二战结束后,才恢复了真名。1945年4月,在延安召开了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野坂参三作为日共代表应邀出席,并在大会发言。他在题为《建设民主的日本》的演说中,阐明了日共反对军国主义的坚定立场。在大会期间,《解放日报》还刊登了他与毛泽东、朱德在一起的木刻像。

野坂参三来到延安后,改名为“冈野进”,与中共中央、总政治部敌工部领导商谈了日军战俘的教育管理问题,并亲自找在延安的日军俘虏中的反战进步分子谈话,了解俘虏的教育情况。他认为:“那些离开日本军队、放下武器、脱掉军装的日本工人和农民,只不过是帝国主义战争的牺牲品,只要唤醒他们的阶级觉悟,使他们认识到侵略战争的本质,他们迟早会成为反战的和平战士。”经过半年多的调查研究之后,1940年10月,野坂参三向毛泽东写了一封信,建议中共中央在延安成立一所专门学校教育改造日军战俘。

这一建议与中共中央的想法完全一致。毛泽东对此非常重视,并亲自将这所学校定名为“日本工农学校”。延安日本工农学校,是中共中央、中央军委创办的一所正规的政治学校,具体工作由八路军总政治部负责领导。总政治部主任王稼祥、副主任谭政和敌工部长王学文等直接参与领导工作。

学校位于著名的延安宝塔山下,与陕甘宁边区政府、马列学院、民族学院、新华社、解放日报社、抗日军政大学为邻,共有16个窑洞和一栋不大的平房。包括校长和炊事员在内,全体工作人员仅20来人。工农学校校长由野坂参三担任,八路军一二○师三五九旅政治部敌工科科长赵安博任副校长,分管行政和教务。1943年4月后,改由总政敌工部副部长李初梨兼任副校长。王学文、何思敬、李初梨、廖体仁、江右书等担任各课教员。在教员中,除野坂参三外,均为曾留学日本的精通日语的中国人。学校从1941年5月15日正式开学到抗战胜利结束共存在5年左右,最初仅有学员11人,到1945年8月学员增至300多人。

通往新生之路

侵华日军是一支极其残暴野蛮的军队,凡是被我军俘虏后释放的日军战俘,回去后大多数都被杀害或被判刑。不仅如此,日军还要对其国内家属进行残酷迫害。有鉴于此,日军战俘普遍顾虑较重,思想上很难转得过弯。他们大多认为,当了八路军的俘虏是自己的耻辱,而且连累了家人也很不光彩。一个叫大谷正的俘虏这样描述他刚做俘虏的心情:“我的人生观变得那么阴暗,我觉得我的一生就此完了,故乡也再不能回去了!家庭万一知道了我的被俘将怎样呢……我完全变了,每天好似彷徨在无边的黑暗里。”一些战俘找机会自杀、逃跑,有的甚至产生了要在八路军指挥部里搞情报、搞暗杀,以另一种形式来效忠于天皇的危险念头。

日军战俘香川孝志后来撰文回忆说,他被俘之后,共产党敌军工作部的一位负责干部对他说:“当了八路军的俘虏,要是被日军知道了会连累你在日本的家属,现在要立即换个名字。”对于这种周到的安排,日军战俘大多心存感激,很快在心理上拉近了与八路军的距离。学校趁热打铁,立即展开了一系列收心稳定工作。首先是召开入学大会,欢迎日军战俘入校学习;接下来就是张榜公布禁止伤害或侮辱战俘,严禁没收或损坏战俘的私人物品,对伤病战俘给予特别照顾和适当医疗等管理规定;最后再通过谈心了解情况,逐个解除他们精神上的紧张不安,消除他们心理上的敌对情绪。香川孝志感慨地说:“当时,促使我们情绪和感情上发生变化的主要因素,是我们接触到了八路军战士的诚实与亲切的态度。如果光靠道理说服,就会引起反感。”香川孝志的这段话也充分反映出了当时日军战俘的普遍心理。八路军指战员以真心诚意的实际行动,逐渐打开了日军战俘的心结。

学校的学员以八路军、新四军从战场上俘获的日军士兵和下级军官为主,也有受我政治攻势和俘虏政策影响而投诚过来的日军士兵。延安军民对他们来延安很欢迎,都是笑脸相对。八路军将士的言行以及他们和老百姓之间的鱼水情,在被俘日军的心灵深处引起强烈震动。在百团大战中因伤被俘的渡边俊夫住院治疗期间,得到了无微不至的照顾,让他深为感动。他后来回忆说:“1940年8月,百团大战时,我们中队在晋西北大部分被歼。剩下我们受伤的当了俘虏。我当时认为,当俘虏是日本军人的最大耻辱。我日夜担心,八路军一定会用极其残忍的手段来处死我们。当时,我精神上极其苦闷。在医院里,和我住在同一个病室里的是一二○师的一位战士。他不管自己的伤痛,周到地照顾我。我得了痢疾,他扶我上厕所,帮我倒便器,把我沾有大便的衣裤拿到河边洗干净……不久,一二○师师部决定送我到延安医院治疗。过去,我应征离家,离别妈妈、哥哥时没有掉泪。可这次我和八路军伤员分别时,却禁不住流下了滚滚热泪。到了延安,我被护送到城东七八公里的柳树店,进了白求恩国际和平医院。医生、护士、群众从各方面帮助我。在这里,我认识了另一位八路军同志,逐渐地,我成了他病室的常客,在他那里吸烟、谈话。有一天,我得知他要去延安城里,就请他带点黄酱来。他一口答应。后来,我听说他竟是八路军的一位旅长,就惶恐起来,赶去道歉。那位旅长拍着我的肩膀,亲切地说:‘没什么,那是我应该做的。八路军和日本军队不一样。’病愈后,我请求到日本工农学校去学习。”

对日军战俘的物质生活,我军也做了特殊优待。1941年9月,总政治部专门发布了《关于日本俘虏优待办法的规定》,规定:日军战俘的伙食费标准比我军官兵的高一倍;年节、纪念日时进行会餐;粮食供应机关,应尽量拨一部分白面、大米;衣、被、鞋、袜应按需优先发给。在当时,延安日本学校的学员津贴每月3元,相当于八路军师级干部的补贴标准。当时,毛泽东、朱德的补贴也只有5元,士兵1元。日本工农学校学员生活实行供给制,每人每月大米15斤、面粉15斤、猪肉3 斤、蔬菜30斤等。而当时八路军的生活条件非常艰苦,干部战士主要吃小米、黑豆等杂粮,有时没有粮食只得靠野菜充饥。而对日军战俘尽量供应大米、白面,并想方设法弄些鸡鱼猪肉。在一般情况下,每天两餐有大米、白面,有时还买些水果、白糖供给他们。就餐尽量照顾日本人的习惯,一人一份。

1941年初,因日寇加紧对抗日根据地的进攻和国民党反对派的封锁,陕甘宁边区政府面临严重的物资困难。尽管如此,边区政府仍把日本工农学校作为第一类供给单位,尽最大可能提供所需物品。为克服困难,边区军民开展大生产运动。物资紧缺的情况逐渐好转,学员们的伙食也随之改善,主食由小米改为白面,一天两顿肉菜,每周吃一回大米、喝一次酒。刚从日本军队过来的学员见此情况不禁感叹:“那边的伙食太差了,我们都吃不饱。像这里的伙食,在那边不要说吃,就连看都看不到。”有位叫谷川的学员写了一篇文章《在食堂里》,在校内墙报上张贴:“饭桌上摆满了日本式和中国式的菜。班长一声令下,大家就开始动作起来。我的筷子首先伸到鸡素烧里,我吃了一口,不由得大声说:‘美极了,这是天下最好吃的菜。’别的桌子上,有人说:‘我们真幸福!在日本国内,生活一天比一天差,而我们在这里的生活,倒一天比一天好。’”

日本战俘,当上了陕甘宁边区的参议员

据1944年5月15日对日本工农学校69名学员的统计,其中农民占15.9%,职员占13.1%,店员占7.2%,商人占5.8%,工人占56.5%,渔夫占1.5%。从文化程度看,中学程度者10人,大专毕业或肄业者3人,初小程度者9人,高小程度者49人。

学校对学员入学,首先进行一个月的严格审查,看其是否愿意入学,并考察是否具备入学资格。审查合格者,即在预科学习两个月,后转入本科学习10个月。从1943年秋季起,根据学员年龄、阅历、文化程度和政治水准的差异,将学员分编为A、B、C三组,因材施教,提高教育质量。

学校开设的课程有日本问题、时事问题、政治常识、政治经济学、哲学、社会发展史、中国问题、联共(布)党史等。另外,学校为提高部分文化程度较低的学员的日文水平,还设有日语训练班。学制为1年,也有延长到2年的。

学校采取了多类型的教学方式。针对学员们曾长期蒙受日本军国主义教育的实际情况,学校采用不同形式的教育方式,开设的课程有政治常识、政治经济学、社会发展史等。讨论会为“星期一讨论会”、“各组讨论会”及“读书会”三种形式,尤以每星期一次的“星期一讨论会”规模最大,讨论的问题也较为广泛,涉及“日本军队的内幕”、“八路军和日本军队的比较”、“日本法西斯给人民带来些什么”、日本军部和财阀为什么要发动这场战争以及这场战争对谁有利等,还举办“二万五千里长征”报告会,日本“米骚动”廿五周年纪念会和“五•一”劳动节纪念会等活动。学校的日本同志成立了“在华日本人反战同盟延安支部”,参加了“华北日本士兵代表大会”和“华北日人反战团体大会”,举行“日军暴行座谈会”,把亲眼所见的日本军队野兽般的行为揭露出来。

学校还注意教学服务于日本革命的长远需要。在教学实践中,学校从战后日本革命及建设民主的新日本的长远目标出发,在教授《日本问题》和《时事政治》等课程中,结合各国无产阶级革命运动,特别是苏联、中国、日本等国革命运动的历史意义及其经验教训等,鼓励他们将来不仅要做反战勇士,还要做日本无产阶级革命的先锋。1942年6月23日,森建、高山进等学员,在日本工农学校的鼓励和支持下公开成立了“在华日本共产主义者同盟”,并担负起在中国“培养锻炼共产主义之战士”的任务。

通过学习和参加各种活动,学员们获知了关于阶级、阶级斗争、帝国主义和法西斯等基本概念,了解到社会发展规律,对这场战争的性质有了全新的认识。初进校时还是满脑子“圣战”观念的学员,在一段时间后由衷地呼唤:“中日人民团结起来,把日本军队从中国赶出去”。要求“到前线去,和八路军在一起”。他们说:“我们从黑暗中走出来了。”一位学员说:“日本政府为了打仗,在国内已遇到经济困难,对老百姓实行定量供应,连肉都吃不上。欺骗我们来中国打仗,说中国风景好,去中国等于免费旅游。到了中国,到处是战火,随时有被八路军消灭的危险。”他们要求和延安学校的学生一样生活,免除优待,也前来参加大生产运动,自己建校。

学校在政治上也充分尊重学员的人格,给予他们充分的信任。1941年11月,陕甘宁边区根据“三三制”原则举行参议会议员竞选。按照“三三制”民主建政原则,边区参议会将从日本工农学校、八路军敌军工作干部学校、抗日军政大学、鲁迅艺术学院等八校选区,产生一名参议员。日本工农学校和敌军工作干部学校共同推荐日本工农学校的学员森建为两校的候选人。

按竞选规定,候选人演说时间为20分钟。考虑到森健的演说需要翻译,特许他40分钟。在选举大会上,森建介绍了在华日本人反战斗争的情况。森健演说结束后,观众报以热烈的掌声。他最后光荣当选边区第二届参议会参议员。随后,日本工农学校的学员中小路静男又当选为延安市参议会议员。在学员中引起很大反响。使他们直接参与民主政府的工作,并有权监督及弹劾边区各级政府之政务人员,充分行使自己的民主权利。秋山良照、茂田江纯、津田秀、本桥中、古贺初美、坂谷义次郎、后藤勇等七人,也当选为所在根据地参议会的参议员,参与抗日民主政府的议政和管理。1944年7月1日,《纽约时报》曾发表评论指出:这里的日本战俘并不是关在集中营里,共产党人使他们相信,帮助八路军就是帮助日本从军阀和战争的重担下解脱。

在1941年底,随着战俘改造的成功,学校已经把校内的活动交由少数优秀学员来管理了。1943年初,除了经济方面工作外,学校的一切校务都由学员出身者承担。1942年,中小路静男和大山光美被任命为正副教育干事。1943年,森健被提拔为教务主任,高山进被任命为教育干事,中小路静男负责行政工作,前田光繁负责政治工作。这种充分利用改造过的俘虏的积极性教育新俘虏的方式,在实践中取得了很好的效果。这种方式可以说是中国共产党对日俘政策进一步升华的结果,也可以说是一种创造。

毛泽东观看日本战俘的演出

日本工农学校不设高墙卫哨,不搞打骂体罚,而是采用民主、自治的管理方式。学员们自己推选代表管理内勤,组织学习、生产和各类文体活动。学校还十分注意学员的课余生活,成立了一个学生剧团,每周搞一次体育运动日,不定期地举行排球、棒球、棋类比赛等,以丰富学员的文体活动和其他社交活动。学员们自排自演的《前哨》、《岛田上等兵》等话剧,颇受延安人士的好评。

1944年冬,话剧《岛田上等兵》首次在延安边区政府大礼堂公演。这台话剧是由延安鲁迅艺术学院作艺术指导、延安日本工农学校集体创作演出的。剧本大意是,日本士兵向他们的上司——中队长提出了正当的要求,可是并没有得到答应。于是,士兵们打死了中队长,投靠了八路军……精彩的剧情,就像礼堂内熊熊燃烧的盆盆炭火,驱走了严冬的寒意。观众中不时传出阵阵的掌声和喝彩声。在一片欢呼声中,全剧达到高潮。

毛泽东和边区党政军其他领导人观看了演出。他们和现场其他观众一样,被剧情的发展紧紧地吸引住了。坐在毛泽东身边的日本工农学校副校长赵安博解释说:“这些演员都是我们学校的日本学员。扮演主人公岛田上等兵的演员名叫吉田太郎。他是所有日本学员中汉语说得最好的。1938年7月在山西被我们俘虏时,他曾刺伤咽喉企图自杀。喏,他脖子上的那条伤疤就是那时留下的。那位戴近视眼镜、扮演日军中队长的叫梅田照文。他是1940年8月百团大战时被我们俘虏的。排演这个戏分配角色的时候,日本学员都不愿意演日军中队长这一反面角色,都觉得这个角色不光彩……”

毛泽东插话问道:“后来这个问题是怎么解决的呢?”没有等赵安博回答,毛泽东自言自语地说:“你们一定是用硬性摊派的方法喽!”赵安博说:“后来我们做了点儿工作,说从艺术角度考虑就他的形象符合角色。他总算勉强同意了。但在演殴打士兵那场戏时,他下不了手,经鲁迅艺术学院派去的指导老师反复启发才出了效果。”演出结束后,毛泽东高度称赞道:“这个戏很好,内容很丰富,演员演技也不错。”话剧上演后得到了很好的反响,原本上演三天的剧目,后来累计公演了一个月。

从“日本鬼子”到“日本八路”

日本工农学校学员,不仅在反对侵略战争和瓦解日军的斗争中是一支重要力量,而且也是边区人民生命财产的捍卫者。

日军士兵前田光繁(原名杉本一夫)在刚被俘虏时,曾对八路军充满了恐惧和怀疑,一直想自杀。八路军干部耐心地做他的思想工作,一边给他生活上的优待,一边指出他对很多问题的错误看法。渐渐地,前田光繁的思想开始动摇。他终于选择了生路,不再为是死是活而烦恼。后来,通过进一步读书学习,他开始反思这场战争,决定站在中国人民一边,反对这场野蛮的战争。1939年1月2日,在一次由八路军前线司令部召开的庆祝元旦集会上,前田光繁和另外两名日军俘虏小林武夫、冈田义雄突然走上舞台,当场宣布要参加八路军。八路军总司令朱德当时深受感动,走上台去和他们紧紧握手。朱德握住前田光繁的手热情地说:“我代表全军衷心欢迎三位日本青年参加我们的军队,成为光荣的八路军战士!这证明我们的政策是正确的,今天是三个人,不久就会有几十个、几百个……”

朱德批准了他们的请求,使他们成为第一批“日本八路”。二十多年后,前田光繁回忆说:“决心参加八路军的我们三个人,没有想到能得到朱德总司令的亲自欢迎。那一天的情景经常出现在我的眼前,真是终生难忘。”认识朱德后,前田光繁常在操场上看到他与战士们一起打篮球。有时候,朱德会大声喊站在场外的前田光繁:“喂,小伙子,来来来,打一会儿,来吧!”刚开始时,前田光繁感到很拘束,因为这在日本军队中是不可想象的。但后来他也慢慢习惯了。

1939年11月,前田光繁发动另外七名日籍八路军战士成立了“日本士兵觉醒联盟”。它是日本人在中国的第一个反战组织。联盟成立后,朱德专门向他们表示了祝贺。此后,它在中国各地发展到13个支部223人。1940年,日军开始对华北地区进行疯狂扫荡。10月下旬,关家垴战役打响,战斗非常激烈。此时前田光繁的任务是向日军喊话宣传。关家垴一仗,八路军英勇作战,几乎全歼日军,其中也有前田的一分功劳。

1942年8月,在日本共产党领导人野坂参三的指导下,各根据地在华日本反战团体在延安召开了“日本士兵代表大会”和“全华北反战大会”,将“觉醒同盟”和“反战同盟”合并,成立了“日本人反战同盟华北联合会”,前田光繁当选为联合会会长,森健、松井敏夫为副会长。从此,分散在华北敌后各抗日根据地的日本反战团体有了统一的领导和明确的纲领,在华日本人的反战活动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不久,前田光繁奉命到延安工作。临行前,八路军野战政治部主任罗瑞卿为他饯行。前田光繁在回忆这段往事时说:“1942年初夏,我奉命到延安日本工农学校去帮助冈野进(野坂参三)工作。临行前,罗(瑞卿)主任还特别设欢送宴,招待我,左权参谋长也参加了欢送会。一个日本人八路军士兵受到首长亲自设宴送别的礼遇,是我一生都不能忘怀的事情。罗主任对我说:‘延安是革命圣地,并不是每一个人都有到延安学习的机会,要好好珍惜这个机会,好好学习工作,不久的将来,我们一定会再重新团聚的。’”在延安,前田光繁担任了延安日本工农学校教员和政治干事。前田光繁在延安窑洞前纺过线,在宝塔山上开过荒,在延河水中洗过澡。他后来由衷地感叹:“那是一段令人难以忘怀的岁月。”1984年,前田光繁出版了回忆录《八路军的日本兵》,真实地反映了他在中国的经历。书中记载:1945年9月,前田光繁等率领250名日本工农学校学员从延安出发,千里跋涉赶赴东北,帮助做关东军及日本侨民的遣返工作。之后,前田光繁又帮助东北民主联军说服原日本航空教练队的教员、技师、飞行员加入新成立的东北航空学校,并担任学校的政治指导员,培养出新中国第一代飞行员。

1942年8月15日,日本工农学校的学员自动组织起来,成立了日本人边区自卫军,加入保卫边区的战斗行列。他们发表了坚定地参加边区自卫军的誓词:“延安人民是我们的第二慈母,边区是我们的第二故乡。我们不愿敌人踏进我们的第二故乡来蹂躏我们慈母的一寸土地,我们愿流尽最后一滴血,来保卫边区。不仅如此,还有一些战俘正式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他们到前线后,一面打仗一面做日军的反战工作,秘密在日军中建立反战团体,散发反战传单。

学员们毕业后,奔赴各个抗日根据地,开展对敌斗争。日本工农学校副校长赵安博曾归纳了学员的工作方法:一、印发传单。宣传反战思想,反映官兵矛盾;二、阵前喊话。通报战争进程,宣传我军政策,鼓励日军投诚;三、电话交谈。利用敌人电话网开展对敌工作,效果既好又安全,还可探听敌军内部情况;四、送慰问袋。与对方先交换礼品,再互通信函,进而影响他们;五、挂鲤鱼旗。日本有在5月5日过男孩节习俗,这天把写有“不许打耳光”、“给吃饱饭”等口号的鲤鱼旗挂到敌碉堡附近。

这些学员的确在战场上发挥了独特的作用。他们熟悉日军内部情况,了解其语言、风俗、习惯和心态,还有同学、同乡和朋友等旧关系,加之日军士兵对他们的敌对情绪也相对较少,因而能进行针对性很强的宣传瓦解工作,起到普通八路军战士无法起到或很难起到的作用。八路军领导人曾对他们的对敌工作给予过高度的评价。朱德说:“日寇在华北最怕两样东西:一为日本反战同盟,一为朝鲜青年抗日义勇队。”

随着抗战形势的发展,日本工农学校及其学员数量也在增多。山西、山东和华中等抗日根据地,也先后成立了分校。在整个抗日战争期间,各个日本工农学校总共培训了上千名学员。日本工农学校及其活动引起了日本侵略者的极度仇视和恐慌,他们起先是封锁消息,到后来实在瞒不住了,便大骂学员是“卖国贼”、“贪生怕死”,还派特务进行渗透。不过令他们失望甚至吃惊的是,多数被派过去的特务,一经与八路军接触,也开始受到感染,自动供出其真实身份,并最终加入到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行列。

事实证明,大多数出身于劳动人民家庭的日军士兵,在放下武器,经过正确启发和引导之后,是能够醒悟,并回到劳动人民立场上来的。为了反对中日两国人民的共同敌人——日本帝国主义,他们甚至不惜牺牲自己的生命。毕业于山东分校的金野博,1944年不幸被捕。面对敌人的审讯和酷刑,他毫无畏惧,不止一次地庄严宣告:“只要我不死,仍要回到八路军中去!”最后敌人将他杀害。在江苏赣榆县(当年金野博被捕地方)烈士陵园,树立着一座高4.5米、呈手榴弹形的巨石纪念碑,上书“日本国友人金野博同志纪念碑”。今天树立在延安宝塔山日本工农学校前的纪念碑显示,共有36名在华日本人反战同盟成员在抗战期间牺牲。

延安日本工农学校,让美军观察组大开眼界

中共中央、八路军在延安创立日本工农学校的消息传出后,轰动了山城重庆,震动了国民党,同时也引起了盟国的关注。

延安日本工农学校欢迎各界人士尤其是美国友人来校参观访问,以树立日本工农学校的良好声誉。1944年六七月份,中外记者西北观察团成员参观了延安日本工农学校。

当时也在与日本交战的美国,为如何对待日军俘虏伤透了脑筋,听说八路军有一整套行之有效的做法,非常感兴趣。1944年8月,日本工农学校演出了大型反战话剧《岛田上等兵》。驻延安美军观察组组长包瑞德上校看完后说:“日本反战组织给我们在延安的工作,提供了有力的帮助。”

1944年10月21日,美国外交官埃默森、美籍日本人有吉•幸治飞抵延安,考察八路军的宣传原则和技术,特别是对日本俘虏的教育方式,以作为太平洋战场上美军对待日本俘虏的借鉴。他们在延安逗留了近两个月,可随便进出延安日本工农学校,所接触的学员个个欢声笑语,与他们在重庆见到的那些戴脚镣、表情麻木的日军俘虏相比,真是天壤之别。他们对此很感兴趣。

1944年11月21日,驻延安美军观察组的全体成员参观了日本工农学校。事后埃默森总结认为:“促使工农学校学员思想转变的原因,有以下几条:第一,他们发现八路军不杀俘虏,不虐待俘虏;第二,遇见转到敌人方面的日本人后,心理上受到了冲击;第三,八路军的优厚待遇;第四,开始接触外面的消息,从中得到启发,看出日本可能失败,有可能出现与以前不同的政府;最后一点,工农学校的教育是促成他们转变的决定因素。”

1945年7月,著名民主人士黄炎培等人来延安参观了日本工农学校。他们和前来参观过的其他人一样,高度评价了中国共产党和八路军、新四军的俘虏政策以及日本工农学校所取得的成就。

日本战俘成为了“延安精神”的传播者

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消息传来,延安一片沸腾,到处都是欢庆之声:“日本投降了”、“我们胜利了”。工农学校的学员们自发拥向操场,高举火把,敲锣打鼓,互相拥抱,呼喊口号,场面激动热烈。8月16日,中共中央、八路军与野坂参三商定,让工农学校的学员返回日本。8月30日,在王家坪礼堂,延安各界为工农学校学员举行了欢送大会。八路军参谋长叶剑英和许多延安党政军干部以及国际友人出席了大会。叶剑英代表中共中央和八路军及中国人民,对在反战斗争中牺牲的日本战士表示深切的哀悼,希望一个民主的日本和民主的中国团结起来,创造出一个和平民主的新亚洲。在欢送会上,野坂参三校长代表日本学员讲了话。

9月10日,野坂参三和森健等日本同志乘美军飞机返回日本。行前,毛泽东、朱德、周恩来、任弼时等为野坂参三等举行了欢送宴会。9月18日,日本工农学校的全部学员经华北、东北,取道朝鲜半岛,于1946年2月安全返回日本。回国后的学员,几乎全部都成为日中友好事业的积极分子。他们还以自己的亲身经历,撰文著书,揭露和控诉日本军国主义给中国人民带来的痛苦和灾难,赞扬和讴歌“延安精神”和我军正确、英明的俘虏政策。这在日本社会引起了良好、广泛的影响。

1958年,东北航校政治指导员前田光繁回到日本。1972年中日邦交正常化后,他两次回到延安,每次都欣喜万分而泪流满面。2005年8月,他来到中国参加了抗战胜利60周年纪念活动。前田光繁告诉中国记者,八路军是举世无双的军队,一旦加入就会为他的作风所感动,再也不愿离开。加入八路军,是他一生最英明的决定。有生之年,他还将继续向中日两国年轻人讲述自己特殊的一生。

延安日本工农学校是在中共领导下八路军首创的新型战俘学校,不仅争取了一支反战力量,巩固、扩大了国际革命统一战线,而且培养了一批为日本人民解放事业奋斗的革命干部。它将大批深受日本法西斯奴化教育的顽固战俘,教育、改造成坚强的革命战士,这不仅在世界各国的战争史上是绝无仅有的,而且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上,也无此先例,堪称伟大创举。日本工农学校从诞生到完成其历史使命,虽然仅有5年的时间,但它是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下的军队和人民在抗日战争中的伟大创举和光辉实践,是世界战争史上的奇迹,具有深远的影响和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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