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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小梅:最后的日子——一段难忘的回忆

网站编辑:时间:2015-7-1 22:40:34作者:于小梅来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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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 后 的 日 子

  ——一段难忘的回忆

  廿四年后的梦

作者:于小梅

注:梦见彭总为98年,此文写于2001年11月。

这是一间高大宽敞的客厅,棕黄色的护墙板几乎铺到了房顶,拱型的房顶上挂着华丽的吊灯,硕大的窗户上挂着白色的垂地窗帘,温暖的阳光透过大玻璃洒满了整个房间,使红色的地板泛着光。一位老人穿着一身崭新、挺括的灰色呢子中山装,坐在宽大的写字台前面一个圆形的黑皮沙发靠背椅子里,他的肢态是那么样的舒适,神态那么样安详,脸上的笑容是那么样的灿烂,白头发、白眉毛,看着我的眼睛几乎笑成了一条缝。他没有说话,只是在笑,一直冲着我慈祥地开心的笑着……,他是谁呀,这么熟悉,又有些陌生,我定了定神仔细看:啊!他好像是彭总!不,不会是彭总,我马上就否定了,因为从我第一次见到他起,彭总就从来没有这样笑过呀?我走上前仔细地一看,他又确确实实是彭总。这是怎么一回事?彭总不是早已经离开我们廿多年了吗?怎么今天又见到了他老人家呢!疑惑中我睁开了眼睛,一片漆黑静谧的周围告诉我,刚才是一个梦。

望着窗外晨曦初露的天空,我不禁回想起了廿多年前和彭总相处在一起的日子,一幕幕地情景竟仍然是那样的清晰,以致使我再也无法入睡了。

清晨6点30分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每天第一次的“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开播,第一条消息使我惊诧不已—“纪念彭德怀同志诞辰100周年座谈会在北京召开”!难道说真是有上天的存在?难道说冥冥之中真有神灵主宰着世上的万事万物?要不然20多年里我又接触了多少个病人,为什么没有梦见其它的病人,而偏偏梦见的是彭总呢? 20多年了,又为什么偏偏是在今天梦见了彭总呢?难道是他老人家生前对我们的关爱苦于没办法表达,以这种特有的方式把它再现出来,还是因为在我心灵的深处始终深深地烙着他老人家的印记,岁月仍无法抹掉我对他老人家的怀念而感动了上帝,上帝所给我的一个回报?百思不得其解,这一梦和这一无法理解的巧合使我记忆的闸门由此而打开,彭总生前与我们朝夕相处的日日夜夜,又一幕幕清晰的展现在了我的眼前。

半夜到达

1973年某天早晨,在病室每天例行的早交班会上,科室陈主任严肃的宣布:“今天要来一个特殊的病人,是谁大家不要问,一看就都知道了,要注意保密,并做好对这位病人的各项医疗护理工作。”“是谁要来呢?散会后我们几个“小年青”好奇的偷偷议论、猜测着。一位老同志悄悄地告诉我们:“是彭德怀。”“彭德怀!那不是个坏人吗?”我们不约而同的惊问,老同志严肃的把脸一沉:“不许瞎说,快干活去。”吓的我们几个人赶紧散开了。

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并不了解彭德怀,从我们懂事起,就从报纸、广播和我们所受到的教育里知道他是一个反对毛主席的坏人。听说彭总大约晚上到达,我那天正巧是前半夜的小夜班次,在回宿舍的路上。我边走边想:真倒霉!怎么偏偏在我的班上他来呀,多可怕。18岁的我心里忐忑不安。

5号病床是我们病房西侧最尽头的一个房间,那天下午我一上班就看见,在5号床的门口安放了一个白色的屏风,遮住了房间里面的一切。

晚上9点钟左右,电梯在四层停下了,一位老人走出来后沿着没有灯光的走廊向我们病室走来,我按照领导的指示迎了上去。只见他身材高大、魁梧穿了一套蓝色的中式棉衣,头上戴着一顶黑色的帽子,在昏暗的环境中,最醒目的是那只遮住了他的鼻子和嘴巴的大口罩。他老人家昂着头迈着大步,边走边环视着新的环境,也看了看我。我心里很害怕不敢正视他,在他威严的目光下我仿佛觉得坏人不是他而是我。我低着头引导他和他身后的警卫战士沿着昏暗的走廊走进了5号病床。

回到护理站,我坐在椅子上,望着5号病床方向,听着从房间里传出的整理物品的响声和彭总洪亮而浓重的湖南口音,我心里很纳闷:我以前见过的“牛鬼蛇神”都是灰灰溜溜、唯唯诺诺的,他不也是反对毛主席的坏人吗,怎么如此的气宇轩昂呢?

彭总就是这样,来到了我们中间,开始了他与我们的日夜相处的日子,直至走到生命的尽头。

“你叫什么名字”

彭总到来后,监护人员向我们传达了一条纪律:不准与他交谈。所以我们每个人进到他的房间里做事情都是快进快出。在那个年代,阶级斗争和政治生命是同一个概念,在人们的头脑中这根弦还是绷得紧紧的。

一天,我拎着水壶到彭总的房间去加开水,当我走到放暖瓶的茶几前,见彭总就坐在茶几旁的沙发上,平和的目光看着我,问道:“你叫什么名字?”

我当时很害怕,忙低下头不敢看他,也不敢哼气,心里一慌,差点没把水倒溢出来。彭总接着说:“你们怎么都不哼气呢?我送给你个名字吧,刚才那个小鬼叫花木兰,我看你的身体很好,走路很有劲,你就叫做‘小铁汉’吧,记住了啊,你叫‘小铁汉’,以后我就叫你‘小铁汉’。”始终没敢抬头的我,勿勿地走出彭总的房间,只看到了彭总穿着一双布鞋的脚。

来到病房的走廊上,我们几个小年青又凑到了一起,“5床给你起名字了吗“她们问我:“起了““给你起什么名字?”我觉得‘小铁汉’这个名字不好听,就没有马上说出来,而是反问她们:“给你们起的什么名字?”小张回答:“他管我叫花木兰。”小王答到:“他管我叫不哼气。”“到底叫你什么”大家一起问,我只好红着脸回答:“他管我叫小铁汉。”哈哈!大家哄堂大笑,“小铁汉、小铁汉,他怎么叫你小铁汉呢,八成是看你脸红红的象个铁汉。哈哈┄┄”在大家的哄笑中我的脸更红了,心里想可能是我长的不好看,否则怎么会叫铁汉呢,这分明是个男孩儿的名字,转身又一想,叫什么无所谓,反正他是个坏人,也不让和他说话,他管我叫什么我都不答应就是了。过几天工作一忙,大家也就都忘记了,没曾想到的是他给我们起的名字,不仅我,而且我们每一个人直至今日都记住了。

红灯亮了

彭总的病情发展很快,但他老人家却表现出与常人不同的毅力。从他入院以来,尽管从他的房间里经常能听到他老人家因为精神的压抑和疾病的折磨,而与警卫人员发生的高声冲突,他经常大声抗议道:“你当个解放军有什么了不起,……。”他从来没有因为疼痛或其它他自己的事情麻烦过我们。我们常在私下里悄悄议论,他真不愧是大元帅、一名武将,真够有毅力的。

一天夜里,我正在护理站整理一天下来的各种医疗文件,忽然5床的红灯亮了,我心里一惊,赶紧跑过去,心想,他从来没有打过红灯呀,会有什么情况呢?我刚走到门口,就听见彭总在里面大声说:“你快过来,给他拿点药,他吐了。”我再一看,只见警卫战士手捂着肚子,蹲在地上,表情很难受,我赶紧走过去问他是怎么回事,他说晚饭吃得不舒服,恶心,肚子疼,又吐了……。问明了情况,我又走到彭总的床边询问:“你有什么事吗?”他爽快地说:“我没有事,是他有事。”我把药拿给警卫战士,看着他吃下去,返身走回护理站,我边走边想:彭总到底是什么人?病人有事打红灯呼叫医护人员是天经地义的事情,象彭总这样的病情要是换上其它的病人早就是红灯不断了,可是彭总却没有,在他目前这样的状况下,他竟能这样的关心别人,唯一的一次打红灯竟是为了看守他的人而不是他自己,我在想,他会是个坏人吗?一个元帅竟为一个普通战士打红灯!

“湖南的巧克力”

随着彭总病情的发展,他身体越来越消瘦,食欲也越来越差,为了给彭总增加营养,营养医生和大厨师都想了很多的办法,却见效甚微。彭总的侄女彭梅魁大姐最了解也最关心彭总,梅魁大姐以不同寻常的胆识,顶着压力,在自己经济相当困难的条件下节衣缩食,为彭总买来了他最喜欢吃的巧克力。每一次梅魁大姐给他老人家带来巧克力时,他都高兴的像个孩子似的,当我们走进他的房间,他就会马上拉开写字台中间的大抽屉,高兴地说:“看,这是我们湖南的巧克力,是我的侄女给我买的。”我们发现他说这话时,他那张久病发黄的脸上总是充满一种他所特有的“自豪”,那分明是一种对家乡的热爱、对亲人的眷恋、对美好生活的企盼。

一天,我去给他做治疗,站在床边等待着他。他的体力明显不支了,他坐在椅子上,拉开了写字台中间的大抽屉,从里面取出了一块儿巧克力,迟缓地转过身,送到我的面前,说:“你看,这是我们湖南的巧克力,我们湖南的巧克力最好吃了,送给你吃了吧。”我望着他明显的消瘦了许多的脸说:“留着你自己吃吧。”他摇了摇头说:“不,我都是快要死的人了,吃了也没有用,还是给你们小孩子吃吧。”说完,他的脸上露出了凄惨的一笑。我心里很不是个滋味,接过巧克力,趁他转过身时,我把它轻轻地放回了写字台的抽屉里,我发现里面还有一块同样的巧克力,看来,他已有一段时间没有吃他所喜欢的巧克力了。后来,我听到几个同志都谈起,彭总曾拿出巧克力让他们吃,还让有孩子的老同志把巧克力带回家给孩子吃,而他自己却不吃了。

一双破手套

因为病情的需要,彭总做了假肛手术,术后每天要几次更换和清洗假肛套子。由于那时候还没有一次性使用的假肛套,所以每次更换起来既麻烦又很脏,一般都是由医护人员或是家属帮助病人清洗和更换的,而彭总每次都坚持自己清洗和更换,我们每次想帮他更换,他都说自己可以做。有时我们进到他的房间时,正好赶上他在更换套子,就想帮他一下,每次他都赶紧转过身去,用手挡住我们,连声说:“快走快走,太臭,我自己能行。”假肛的部位在身体的左侧,他又是个70多岁的老人,手已经不是很灵便了,总是难免会把大便弄到手上,为此给他找来了一双白色的线手套,就这样他每次带着白手套,扭转着身子,坚持着自己换洗假肛。

日复一日,直到有一天,我去给他补充更换假肛的物品时,他正坐在卫生间里背对着门外更换假肛,我突然发现他比刚来的时候瘦多了,已经不再高大魁梧,头上添了很多的白发,背也不象原先那样的挺直,一眼望去,就是一位衣冠不整、风烛残年、病入膏肓的老头儿了,我走到他的身边,想帮他一下,他仍然是不肯,这时我发现那双手套已经破了,露出了手指头,又黑又硬的几乎看不出原来的颜色,可他还戴在手上在那儿扭动着身子笨拙的更换着假肛。我情不自禁小声对他说:“手套已经破了,我和他们说说给你换一双吧。”他抬起头来看着我,眼睛里充满了愁苦,长叹一声说:“不用了,我都是快要死的人了,就用这个吧。”多少年来我始终忘不了他老人家当时的背影.表情和那一声长叹,就是这双破手套一直伴随着他,直到他卧床、昏迷,生活完全不能自理。

“我可以做一名历史教员”

彭总总是以他特有的方式与我们接触,和我们交流。尽管不让我们和他老人家有更多的接触,他却总是希望我们这些在他生命的最后日子里仅能接触到的人对他有所了解,倾听他的诉说。他时常象是对着我们,又象是对他自己说着一些事情,断断续续、时高时低,隐约可以听出他与领袖之间对一些问题的看法不同,有在延安时期的,有在大跃进时期的等等,可以感觉出他老人家的心情很是苦闷的,他自知自己将不久于人世,他在更加急切地盼望着,盼什么呢?从他的表情和话语里,我们看出他老人家是盼望着能见到一个能够倾听他诉说的人,这个人是谁?隐约地听说他是希望能够在有生之年见到毛主席或是周总理。毛主席和周总理能见他吗?有关方面能同意吗?尽管我们都感觉这是不大可能的,但是从心里讲,我们都很希望他的这一要求能够得到满足。

随着时间的流失,病情的加重,他的身体状况越来越差,情绪也越来越低落,有几次我发现他在房间里暗自流泪,发现我们进来后赶紧用手擦去,嘴里说着一些带着浓重乡音的,我们想听又不敢听、也听不清楚的话。

然而有一天我听清楚了,当时我正在给躺在病床上的他输液,他老人家清清楚楚地对我说了一段话:“我不惜罕什么元帅,也不惜罕什么总司令,只要是能做个好护士就很好。你们什么时候政治学习呀?学习的时候叫上我,我可以给你们讲一讲历史,把我所亲自经历的事情告诉你们,我可以给你们做一个历史教员。”他当时的表情即是无奈、又是认真的。说完,我看到眼泪顺着他的眼角流了下来。

以后他曾多次问起,问我们什么时候政治学习,他完全卧床后还能听到他不时地这样说:“什么时候说清楚?能说清楚、能说清楚……。”在彭总超人的坚强意志和博大心胸里,同样有着正常人的渴望,他也同样渴望着与人的交流,渴望着人们对他的理解和关怀,渴望着真情,渴望着一个明明白白的一生。

“张开眼睛”

随着病情的不断恶化,彭总已经生活不能自理而完全卧床了。癌细胞疯狂地在彭总体内扩散,肉眼都能看到肩头上鼓起了一个大肿块,疼痛时时在袭扰着他,他总是眉头紧锁、牙齿紧咬,大声地说:“不疼!不疼!就是不疼!”然而,这刚强不屈的声音却是越来越小,越来越无力了。

这时,领导上决定由我和另外两个和我一样年轻的同志组成了特护小组,对彭总实施24小时不间断的特别护理。就这样,我们几个人成了彭总在生命的最后时间里最密切接触他的人。

彭总已经不能进食了,靠鼻饲来维持营养,手上脚上的血管都已经打遍了,靠大静脉输液来维持生命,还做了气管切开术,插了导尿管。我们再也看不见彭总那特有的坚强、倔犟表情的面孔,再也听不到他洪亮.率直地湖南话了,看不到他笨拙地更换着假肛的动作和面对饭菜叹息的摇头。在我们面前的是一位生命垂危、已经进入浅昏迷状态的病人,一个丧失自理能力、完全靠我们全力照顾的老人。从每天的早晨8点-12点.紧接着是晚上18点-夜里1点;第二天的中午12点-18点.紧接着又是夜里1点-清晨8点。我们3人轮换着没日没夜地护理在彭总的身边,我们的视野和活动范围就是彭总、食堂、宿舍,一天又一天……,渐渐地我们忘记了时间、忘记了周围,更忘记了当时最敏感的一点:他是反对毛主席的坏人。在我们的眼里没有了阶级斗争,没有了政治立场,一切的清规戒律都没有了,他完完全全只是我们的一个病人,一个孤苦伶丁的老人,我们3人都在尽自己最大的努力照顾好他老人家。夜里怕他冷,给他四肢放上热水袋;怕他胃里不舒服,每一次鼻饲前都把食品的温度调到最佳状态。口腔护理、皮肤护理,一切都是为了减轻他老人家的痛苦。在彭总的世界里,他现在所能够直接接触到感受到的也就只有我们几个人了,在他的意识里,仅对我们有些反映。彭总的经治医生姓杨,是个广东人,为了检查彭总的意识情况,他每天呼唤彭总:“睁开眼睛”他说出的“睁”字听起来象普通话的“张”字,成了“张开眼睛”,我们3个人每天也以同样的语音呼唤着彭总。这一段时间里很多的专家、教授包括专案组的人来彭总这里,或会诊或探望,不管是谁,彭总都是一概不理,唯独我们几个人,一呼叫他:“张开眼睛”,他总是奋力地睁开眼睛,回应着我们,他也只能用这微弱的反应来回报我们。这是他离开人世前夕最熟悉也是最亲切的声音,这也是他一生中所听到的最后的声音。我相信,他老人家是带着我们的呼唤离开了他深深热爱、无限眷恋,又充满了悲愤、遗憾与愁苦的世界。

急速的车轮

彭总象一盏油灯,终于熬尽了最后的一滴油。从他那天晚上踏进我们病室起一共是500天。他走了,一切希望、一切痛苦、一切折磨无论是心灵的还是肉体的都远离了他,无论我们怎样抢救、怎样呼唤,一切的一切都无济于事了。

望着孤零零地躺在病床上的彭总,我心里很难过。我在想:一个人的一生,少年时有父母呵护、中年时有妻子或丈夫相互关怀,老年时有儿女照料,而我们的彭总他却是什么都没有。我们是高级干部病房,我们送走的哪一位病人在走的时候不是身边的家属、子女都拥在他的身边,不停的哭喊着、呼叫着拉都拉不开,上上下下的领导和部属都沉痛地忙碌着,一派的紧张肃穆。而彭总却是这般的情景,没有妻子、没有儿女、更没有上下级,连一个亲近的人都没有。中国的传统就是一个普通的农村老头死了也会有人为他哭上两声以示悲痛的,而彭总堂堂的一国之元帅,竟是这样孤苦伶丁的、无声无息的走了,孑然一身。

我们拔掉了彭总身上的各种管子,打来了一盆清水,把彭总的周身擦洗干净,用一个大白布单子把他老人家裹好,放在了一辆平车上面。当时正是下午时间,有些住院首长正在走廊里散步活动,专案组要求我们,为了不暴露彭总的死讯,要尽快地把彭总送走。我们找了一些理由把在走廊里散步的首长劝回了房间,警卫战士把平车推出了房间后,竟拉着平车飞跑起来,仿佛彭总是个‘瘟神’,是个烈性传染病人。人死了以后,出于对死者的尊敬,载着死者的车子应该是缓缓地慢行,这是人之常情,难道彭总连这点起码的尊重都不能有吗!我实在是看不下去,阻止到“慢点、慢点。”尽管警卫战士把车速放慢了下来,但还是以比常人快得多的速度把彭总送上了电梯。出了电梯,走过了灯光昏暗的地下室,我们一行人把彭总送到了太平间。太平间的工作人员拉开了靠近窗户的第一台大冰箱,里面有6个放尸体的大抽屉,拉开中间的一个抽屉,我们把彭总放了进去,在抽屉的前面插上了姓名‘145’的标签后,“嘭”的一声,冰箱的门关上了。随之一股的寒气弥漫四周,真冷啊!周围是那样的阴森和肃杀,我感到了一种透心彻骨的凉。这天是11月下旬的北京,寒风袭扰着大地,阴沉沉的天空,似乎要下雪。

不尽的思念

彭总走了。我们和专案组人员、警卫战士一起整理了彭总的房间,壁柜里一套破旧的灰呢子衣服,一套又脏又破的蓝棉衣,一顶皱巴巴的黑帽子,还有一双旧线袜子和一只破口罩。卫生间里一套不能再简单的洗漱用具。写字台中间的抽屉里放着2块没有拆封的“湖南的巧克力”。就是这些,这就是彭总穿过的、用过的、身后留下的遗物。我疑惑地问了一下专案组的人员:“这就是他所有的东西,他就穿着这套衣服走?”专案组的人员说:“他的确没有什么东西,还有一些衣服。”听后,我们都沉默了。


不知是哪一位说道:“听说他生前曾交代过,死后从他的工资里给侄女梅魁400元,因为她生活很困难,又给他买了不少的东西,想尽力弥补她一点,彭梅魁表示不要。”我听后,不禁对梅魁大姐肃然起敬。梅魁大姐在彭总活着的时候,只要是专案组允许,她都来看望彭总。她消瘦的身上穿着当时已很少见的旧衣服,她从包里拿出在当时一般人所不敢问及的巧克力,放在彭总的手里,坐在彭总的身旁,拉着彭总的手一声声地叫着:“伯伯!伯伯!”对彭总的一片深情厚意,让人看了无不为之心酸,为之所动容。她的每次到来,都给彭总带来了难有的安慰与欢乐,彭总盼着她,我们都能明显地感到彭总盼望她的心情,彭总不止一次地向我们介绍:“这是我的侄女,她叫彭梅魁。”可是,在那个不让我们与彭总交谈的年代里,我们谁敢和梅魁大姐交往呢!

几天后,彭总住过的房间收治了新的病人。

彭总走了。彭总就这样永远地离开了我们的视野,离开了我们的身边,离开了我们的生活。然而人都是有感情的,从相识到永别,这么多个日日夜夜我们和他老人家朝夕相处,我们之间在不知不觉中早已建立了深厚的医患情意。从一开始我们害怕他,不敢接触他、不愿意接触他,到一心想多为他作些事,从不敢也不想和他讲话,到他的每一个喜怒哀乐都牵动着我们。是彭总的人品和言行使我们逐步地了解了他,潜移默化地改变了我们对他的看法。我们盼望他早日康复,盼望看见他的笑容。在我们的眼里、在我们的心中,彭总就象是我们倾尽心血精心呵护着、全心全意照料着的一件作品,然而它被彻底的打碎了,无情的毁灭了。一种流涟的挽惜、一种心疼的割舍、一种无法言表的情感怎能一下子全都抹去,但又怎敢说出来呢!

我当时曾幼稚地壮着胆子询问专案组的人员,会不会给彭总开追悼会,他摇头告诉我说:“不会的。”是呀,当时我们的心里都很明白:彭总是不会有什么遗体告别的,更不会有什么追悼大会。会不会把彭总的骨灰随便扔掉呢?我担心地想。有人告诉我:“也不会,会以一个假名字火日化后,把骨灰盒放在一个偏远地区的某一个角落里。”从此,彭总就在这个世界上永远的消失了。我们再也不会听到有关他的一点消息,再也不会和他有一点点的联系,留给我们的只有无尽的思念……。

彭总给我的印象太深了,我怎么也忘不了他老人家,每当我走进病房,总是不自主地向5床的方向望去,每当我走进5号房间总是仿佛看到了彭总的身影。

日复一日,年复一年,我从一个花季少女成为40多岁的中年人。这20多年我又照顾过无数的病人,包括其它的元帅、大将和数不清的高级首长,然而我始终忘不了彭总,彭总的身影、彭总的音容笑貌深深地印在了我的脑海中。20多年来,每当有一点彭总的消息,或者是一点与他有关的信息,都能激起我心中记忆的波澜。

几年后,我从电视、报纸、和广播里看到听到了彭总彻底平反的消息,知道了彭总的追悼大会在人民大会堂里隆重举行了,这对我一个普通的军人、一个与彭总没有任何亲属关系的人,只是曾经照顾和护理过他老人家的护士,也曾是心灵上一个不小的安慰,我常想:要是他老人家还活着有多好,要是他老人家能够看到今天该有多么的高兴。我是多么想再见一见他老人家呀!

我深深地感到:彭总把自己的一生,无私地奉献给了人民。他敢恨、敢爱,他光明磊落。他的生令天地为之震撼,他的死鬼神也会为之哭泣,他是总司令、大元帅,曾威风凛凛、曾横刀立马,他能使敌人闻风丧胆,他不愧是一个顶天立地的英雄汉。然而,他又是人民中的一员,他有情.有意,他对百姓、对乡亲、对士兵是那样的关怀备至、体贴入微,同时他也是一个有血有肉、有着和我们一样的七情六欲的普通人,也同样需要人们对他理解、信任、尊重与关怀,他才是一个真正的大写的人。

这些年来,我始终相信,如同我们想念、惦记着他老人家一样,彭总在冥冥之中也会想念我们、会感谢我们、也会时刻惦记着我们。他会为我们祝福,会保佑我们每一个家庭都幸福、健康、美好。

彭老总,人民的元帅,革命的英雄,您永远和我们在一起!

  2001年11月15日于北京



结束语

写一写彭总是我多年的心愿,只是工作一直很忙,孩子又小,总也没有时间,又觉得自已水平有限才疏学浅,怕写不好。

然而这么多年来,彭总的影子总是不断地在我的脑海中出现,使我总是一种有一件事情没有完成的心里压力。98年那一梦,坚定了我把它写出来的决心,因为我自已都奇怪,这么多年,不仅我对彭总记忆犹新,就连当时的那个梦我都清晰地记住了,再不写出来,不仅感到对不起彭总,连我自已也对不起。

于是从那时起,我就几次打了腹稿。2001年的国庆节期间,我不小心骨折了,正好给了我一个写作的时间,我几乎是一气呵成。

我并不在意这篇文章能不能在哪里发表,更无意要伤害或抵毁谁,因为历史是过去的一页。

我把这一段鲜为人知的回忆写出来,是想将自已多年来的那份始终无法忘记,又不知如何表达的情感找到了一个寄托,更是希望通过这篇回忆,使人们能对彭老总在世上最后的一段日子有所了解,将人们的哀思与怀念带给九泉之下的彭总,从而能给他老人家生前渴望而没有得到的一些心灵上的安慰,我相信彭总的在天之灵是会有知的。

在此感谢所有阅读过此文的我的朋友和所有善良的人们。

作者:于小梅

2002年2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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