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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新型政党制度是对人类政治文明的重大贡献

网站编辑:时间:2018-8-24 18:34:01作者:栾建章来源:《求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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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心要点:

■ 从中国土壤中生长出来的新型政党制度,继承并创造性地发展了马克思主义政党理论,吸收了中国传统文化中天下为公、兼容并蓄、求同存异、和衷共济的优秀思想,突破了西方政党制度利益代表的局限,具有广泛性、包容性等鲜明特征。

■ 历经革命、建设、改革的洗礼,中国共产党与各民主党派始终坚持长期共存、同舟共济、肝胆相照、荣辱与共,超越了传统政党的竞争共存关系,形成了基于共同价值理念和奋斗目标的、牢不可破的政党命运共同体,共同创造、实践并发展了具有中国特色的新型政党制度,凝聚起促进国家发展、共谋民族复兴的强大合力。

■ 作为具有中国特色的民主形式,协商民主既坚持“少数服从多数”的民主集中制原则,杜绝了“议而不决”;又充分听取“少数人的意见”,避免了“多数人的暴政”,体现了民主精神、贯彻了民主原则、实现了民主诉求,无疑是真民主的典范。

■ 广大发展中国家在现代化进程中苦苦追寻符合自身国情、行之有效的政党制度,希望找到一条正确的政治发展道路。作为发展中国家政治探索的成功范例,中国创造的新型政党制度无疑为解决世界政党难题、创新民主实现形式和推动世界政治文明发展提供了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

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指出,我们完全有信心、有能力把我国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优势和特点充分发挥出来,为人类政治文明进步作出充满中国智慧的贡献!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作为我国一项基本政治制度,是中国共产党、中国人民和各民主党派、无党派人士的伟大政治创造,是从中国土壤中生长出来的新型政党制度,集中体现了我国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优势和特点,反映了世界政党制度演化的大趋势,拓宽了各国实现民主的路径,为人类政治文明发展进步提供了中国方案。

一、中国新型政党制度突破了西方政党制度利益代表的局限,能够广泛、真实地体现人民利益,契合了人类政治文明的发展方向

马克思主义政党理论认为,政党具有鲜明的阶级性,集中代表一定阶级、阶层或社会集团的利益。同样,政党制度也具有鲜明的阶级性。以多党制为代表的西方政党制度发轫于资产阶级革命时期,是资产阶级维护自身利益的产物,在反对封建专制的斗争和实现资产阶级政治民主化的历史进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成为西方政治体制的重要基石。然而,随着资本主义制度的巩固与发展,资产阶级已不能代表先进生产力的发展方向,与无产阶级在根本利益上产生了不可调和的矛盾,西方政党制度也就蜕变为资产阶级特别是垄断资产阶级维护其根本利益、调和不同阶层和利益集团之间内部矛盾的工具。近年来,随着政治多极化、经济全球化、文化多样化、社会信息化深入发展,特别是在金融危机影响长期化的背景下,民众利益诉求更加多元化,不同利益群体间的妥协性和包容性下降,资产阶级政党代言民意、整合民意的难度进一步加大,西方政党制度固有的深层次、结构性缺陷进一步凸显,不但无法弥合社会分歧,反而加剧、固化了不同阶层和群体的分化,民众对于西方政党制度的失望感日增,以政治冷漠的方式表达对制度的不满,甚至将目光投向了反传统、反建制的民粹主义力量,西方国家普遍陷入深刻的民主危机。欧洲进步研究基金会秘书长斯泰特指出,西方政党制度的问题日益凸显,政党或政治运动正日渐远离民众,党派候选人也只能代表党内的多数力量,与其长期倡导的“代表性”背道而驰。

《共产党宣言》指出,“过去的一切运动都是少数人的或者为少数人谋利益的运动。无产阶级的运动是绝大多数人的,为绝大多数人谋利益的独立的运动”。从中国土壤中生长出来的新型政党制度,继承并创造性地发展了马克思主义政党理论,吸收了中国传统文化中天下为公、兼容并蓄、求同存异、和衷共济的优秀思想,突破了西方政党制度利益代表的局限,具有广泛性、包容性等鲜明特征。中国共产党作为执政党,始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根本立场,始终代表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自诞生之日起,除了国家、民族、人民的利益之外,中国共产党没有任何特殊利益。早在1941年,毛泽东同志就强调,“共产党是为民族、为人民谋利益的政党,它本身决无私利可图”。习近平总书记多次指出,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就是我们的奋斗目标。中国共产党始终以不变的人民情怀、宽阔的政治胸襟、丰富的政治智慧、高超的领导能力,为新型政党制度的发展寻锚定向,确保了制度的人民性和代表性。而每一个民主党派,有着各自联系、相对稳定的群众基础,并随着时代的发展,不断吸纳社会主义现代化进程中产生的新社会阶层人士,确保了制度的广泛性和参与性。二者的结合,在最大限度地代表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的同时,统筹兼顾了社会各阶层各方面的具体利益,找到了最大公约数,画出了最大同心圆。正如欧洲左翼党副主席莫拉指出的,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新型政党制度,维护了包括全体人民在内的广泛利益,为世界左翼力量和广大发展中国家提供了宝贵经验,指明了发展方向。

二、中国新型政党制度克服了西方政党制度党派纷争的顽疾,构建了全新的政党关系和政权运作方式,实现了务实、高效的国家治理

西方政党制度是西方资产阶级政治文化和制度实践演进的结果。在资产阶级政治民主化的进程中,为实现对内部权力的有效监督,以分权原则为基础的西方政党制度成为大多数国家的选择。这种政党制度以权力制衡为宗旨,一方面通过不同政党相互之间的“倾轧性竞争”,使执政党面临“刚性约束”,实现资产阶级体系内的分权、监督与制衡,缓和内部利益冲突;另一方面通过不同党派的轮替执政,为民众提供体制内的“替代性选择”,以图减少群众对资本主义制度的不满。然而随着历史的发展,不同政党围绕权力、利益展开了激烈博弈,甚至无所不用其极,导致党派利益凌驾于国家利益之上,党派竞争沦为政治恶斗,三权分立异化为权力掣肘,甚至令整个国家政治机器陷入瘫痪之中。中欧数字协会主席甘巴尔代拉指出,西方国家的党派政治已经沦为了权力博弈,多党竞争演变为相互争斗和彼此倾轧,陷入了恶性竞争的困境。秘鲁国际政治研究院院长帕切科强调,当前西方政党制度深陷困境,令民众倍感失望,民众对政党和政治领袖的信心丧失殆尽,年轻人对政治毫无热情,政党制度的公信力严重受损。为赢得选举或参与政治分肥,一些政党有时也会进行合作。然而,“以利相交,利尽则散”,一旦摆放在面前的利益筹码不再诱人,所谓“志同道合”的政治伙伴转眼便分道扬镳,严重影响国家长远发展。

与西方政党制度的竞争性政党关系不同,中国新型政党制度创造了执政与参政相结合、领导与被领导相统一的政权运作方式,形成了全新的和谐共生的合作性政党关系。早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就与各民主党派携手奋进,共赴光明。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共产党秉持天下为公的精神,以海纳百川的宽阔胸襟,坚持与各民主党派在共同的思想基础上进行开诚布公的合作,并以宪法、法律和制度形式赋予民主党派稳定、合法的参政权。各民主党派作为对中国共产党和社会主义有着高度认同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参政党,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全身心投入到新中国建设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中,成为中国共产党的好参谋、好助手、好同事。历经革命、建设、改革的洗礼,中国共产党与各民主党派始终坚持长期共存、同舟共济、肝胆相照、荣辱与共,超越了传统政党的竞争共存关系,形成了基于共同价值理念和奋斗目标的、牢不可破的政党命运共同体,共同创造、实践并发展了具有中国特色的新型政党制度,凝聚起促进国家发展、共谋民族复兴的强大合力。希腊左联党国际关系书记布尔诺斯指出,中国新型政党制度具有鲜明的兼容性,将各种政治力量纳入体制框架之中,形成了团结合作的关系,为政治稳定和国家发展提供了“安全阀”。麦考马克、卡普兰等美国知名学者坦承,中国新型政党制度强调的是合作,西方政党制度强调的是制衡。在新型政党制度中,各党派相互协商,达成共识,为了国家富强、人民幸福的目标共同奋斗。苏丹阿拉伯—中国友好协会联合会表示,中国新型政党制度把政党之间的争权变成了相互依存、彼此合作的良性关系,有效避免了政治分裂和尖锐对立,为世界提供了可资借鉴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模式。

三、中国新型政党制度打破了西方政党制度的民主迷思,探索了实现实质民主的新路径,为深陷西方政党制度陷阱的广大发展中国家提供了全新选择

西方政党制度秉持的“竞争性民主”理念,很大程度上是通过“一人一票”的“票决民主”来实现的。这一制度的创设初衷本是通过程序保障公民的权利,却在实践中遇到了种种制约、扭曲,导致了民主的失效、失真。一方面,反对党以“民主”为名,为了反对而反对,政党之间矛盾、斗争持续不断,造成严重内耗,执政效率低下。曾经的“民主终结论”旗手福山在《政治秩序与政治衰败》一书中对此有着深刻的“再认识”,指出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民主体制已经发展成一种“否决制”,利益集团经常把持和滥用否决权,以维护本集团私利,造成政府行政效率低下、威信扫地。另一方面,“程序民主”导致了政党以选举为政治重心,引发了严重的“短视政治”。当前,施行西方政党制度的很多西方国家和地区经济失速、社会失序、政治失灵,其根本原因就在于竞争性选举所引发的“短视政治”挟持国家利益,政党为迎合选民口味,政策主张从选举出发,政党行为以赢得选举为导向,眼光视野以竞选周期为界限。美国学者内森·加德尔斯直截了当地指出,西方民主制度屈服于“即时新闻”和“一人一票”的“短期暴政”,“这种制度缺乏长期思考、策划,缺乏持续统治的政治能力”。英国剑桥大学政治学教授戴维·朗西曼在其著作《民主是如何终结的》中更是直言不讳地指出,“西方民主已经开始走下坡路,其巅峰已成为过去式”。

“物之不齐,物之情也。”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实现民主的形式是丰富多样的,不能拘泥于刻板的模式,更不能说只有一种放之四海而皆准的评判标准”,“有事好商量,众人的事情由众人商量,找到全社会意愿和要求的最大公约数,是人民民主的真谛”。中国创造的新型政党制度始终坚持协商民主原则,通过政治协商最大限度地凝聚各党派共识,充分实现了民主协商、民主决策、民主监督。作为具有中国特色的民主形式,协商民主既坚持“少数服从多数”的民主集中制原则,杜绝了“议而不决”;又充分听取“少数人的意见”,避免了“多数人的暴政”,体现了民主精神、贯彻了民主原则、实现了民主诉求,无疑是真民主的典范。苏丹全国大会党、哈萨克斯坦祖国之光党、以色列共产党等都分别表示过,认为中国新型政党制度超越了政党之间轮流坐庄的固化模式,是中国特色民主的表现,也是当今世界政治实践的崭新模式,为深陷西方政党制度陷阱的广大发展中国家提供了全新选择,是对世界政党制度乃至人类政治文明的伟大贡献,预示着人类历史的“新开端”。

当前,世界政党政治发展正处在新的十字路口。西方发达国家的政党制度传统红利日益衰减,面临社会撕裂、民主退化、治理乏力等多重挑战。一些非西方国家“移植”西方政党制度,陷入无休止的政权更迭和社会动荡,造成了新一轮的“民主之殇”。广大发展中国家在现代化进程中苦苦追寻符合自身国情、行之有效的政党制度,希望找到一条正确的政治发展道路。作为发展中国家政治探索的成功范例,中国创造的新型政党制度无疑为解决世界政党难题、创新民主实现形式和推动世界政治文明发展提供了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正如英国社会学家阿尔布劳所指出的,“中国应该更加理直气壮地向世界介绍新型政党制度和协商民主”,为促进人类文明进步贡献自己应有的力量。

(作者: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研究室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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